近来翻阅旧报，看到苏中杰先生文章《还让学生尊孔读经？》（载《杂文报》2002／11／9）时，忍不住想说上几句，同时还看到几位先生的大作（《杂文报》2002／11／26），更觉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了。

无独有偶，除广东佛山一些中小学成立了“经典诵读班”外，济南市大明湖小学更是让《国学》列入了这所公立小学的正式课程，自然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（载《中国青年报》2002／10／15），但基本是好评多于批评。

我非常同意杂文编辑在“编者按”中所说的，对“尊孔读经”的不同见解，其实是“殊途同归”，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里更富有生命力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我认定“读经”是必要的，而且十分重要。如果说“孔孟”、“四书五经”有过负面的影响，那是由于“左”的思想影响所及，尤其是“五四”以降，鲁迅等一大批文化人士以“打倒孔家店”为号，曾经痛快地破坏着“孔孟”家族的风光荣耀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这一历史时期是有其特殊内涵的，是有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的，我们可以也应该看到，鲁迅等高呼“打倒”的志士仁人，很少有不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正是因为他们有博大浑厚的精神来打底，才有后来厚积薄发的大家风范。是故，我们不应以偏概全。

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对于“文化”的理解和把握，是应该辩证而观的，要注意其在形上层面到制度层面到器物层面的种种异同，不然众说纷纭，到头来还是各执一端。所以我以为，“文化”是一柄双刃剑，它既可以造福，同样可以为祸。一个显见的事实是，一方面科学在含情脉脉地拯救人类，另一方面科学又在大量地被运用于战争而进行着杀戳。当然，“读经”似乎还不到这份上，但是如果理解上偏执一隅的话，那么其导向的效能也必将南辕北辙。我以为，即使从常识的角度言，我们也不应忘记传统文化经典所带给我们的恩惠，因为许多人正是从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、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、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择其不善者而改之”等等言语里读到悟到了治学修身的力量和信仰的。或许从器物层面上，我们可能会比较短见的削弱“读经”的作用，甚至将其归于“腐朽与没落”的末流；但近年来发生的社会公德败坏现象中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那么多“善小而不为，恶大而为之”的反常情形，这其实可以简单到用儒家的“克己复礼”四字就能做到。而且，“经典思想”经几千年而不易，不减其光华，这本身就说明其源远流长的生命伟力。而且，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，国外有些企业将我国“传统经典”运用于管理之道，竟然效果超常，因而从制度层面而言，“读经”意义依然彰显。从形上层面就更勿论了，它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，境界提升，是极好的精神财富的积淀和奠基。我们根本不必杞忧，学生读经的是否过早。其实，“三岁知八十”，如今正是好时光。

我撰此文的目的倒不仅仅是“读经”必要与否的简单化命题讨论，而是想藉此表达自己的对于“经”的观念理解。因为，当下教育界，思想界（更遑论社会大众界），都有对“经”误读的现象存在，有的偏颇也甚。其实“读经”也好，“读非经”也好，关键总看怎么读，而既为“经”，则又有其特殊之性在，我想（就我个人的理解，），如果从“经”作为文化活动本身为了实现人的高贵，提升人类精神境界，中心是关怀并挺立独立的生命的高贵和尊严出发而读之得之，“读经”将是善莫大焉――从我私心里论，应该对它怀着“一腔温情与敬意”。